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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6章 孔门四忧：修行的警钟（第2页）

“闻义不能徙” 的 “义”，是 “适宜”“应当”，《说文解字》“义，己之威仪也”，引申为符合道德的行为；“徙” 是 “迁移”“践行”，即 “见义而迁，如向义而行”（《周易?益卦》“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孔子强调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闻义不能徙” 是知义而不行，如 “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因怯弱或私利放弃道义。

孔子本人 “见义必徙”，周游列国时 “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明知推行仁道艰难，仍 “累累若丧家之狗” 而不改其志（《史记?孔子世家》）。在蒲地，“蒲人止孔子”，以 “盟而后出” 相逼，孔子 “与之盟”，但 “出郭门，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遂去卫”（《孔子家语?困誓》），认为 “要盟（强迫的盟约）非义”，毅然违背，这种 “徙义” 的果敢，展现了对道义的坚守。

“闻义不能徙” 的危害，在历史中触目惊心。春秋时期的晋灵公大夫赵盾，“骤谏” 灵公施暴而不听，却 “未出境而返”，既知 “谏是义” 却 “不彻底抗争”，最终灵公被杀，赵盾虽未动手，《春秋》仍书 “赵盾弑其君”，因其 “闻义不能徙”（《左传?宣公二年》）；南宋的秦桧，明知 “抗金是义” 却 “主和”，以 “莫须有” 罪名杀害岳飞，因私利放弃大义，沦为千古罪人，印证了 “徙义” 的重要性 —— 义是行为的底线，失守则沦为不义。

“闻义能徙” 的典范，首推子路。他 “好勇力，志伉直”（《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却在孔子教导下领悟 “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在卫国 “蒯聩之乱” 中，子路本已逃离，却因 “食其食者不避其难” 返回，战斗中 “冠缨绝”，仍说 “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左传?哀公十五年》），以生命践行 “忠义”，孔子闻之 “哭之恸”，说 “自吾有由，恶言不闻于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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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苏武，“闻义能徙” 于匈奴十九年。他奉命出使匈奴，因 “虞常谋反” 受牵连，单于 “欲降之”，以 “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 相逼，苏武 “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又 “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苏武 “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汉书?苏武传》），始终坚守 “忠君爱国” 之义，这种 “徙义” 的坚韧，使他成为 “民族气节” 的象征。

宋代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是 “闻义能徙” 的绝唱。元军南下时，他 “毁家纾难”，组织义军抗元，兵败被俘后，元世祖 “以宰相相许” 劝降，文天祥答 “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宋史?文天祥传》），在狱中写下《正气歌》，列举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等坚守道义的例子，最终 “临刑殊从容”，践行了 “舍生取义” 的誓言。

当代的 “闻义能徙”，表现为平凡人的勇敢：消防员 “逆行火场” 救人（如四川凉山森林火灾中牺牲的消防员），是 “勇义”；医生 “驰援疫区” 抗疫（如钟南山 84 岁奔赴武汉），是 “医义”；普通人 “见义勇为”（如杭州 “最美妈妈” 吴菊萍徒手接住坠楼女童），是 “侠义”。这些行为证明，“徙义” 不必惊天动地，只需在关键时刻 “挺身而出”，正如孟子所言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道义的价值超越生命。

四、不善不能改：过错修正的停滞

“不善不能改” 的 “不善”，是 “过失”“缺点”，《论语?学而》“过则勿惮改” 的 “过”；“改” 是 “更正”“修正”，如《周易?益卦》“有过则改”。孔子认为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在 “过则改之”，“不善不能改” 是 “知过而不改”，如 “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以掩饰而非修正，导致停滞不前。

孔子本人 “过则必改”，在周游列国时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便 “矢之曰” 自证（《论语?雍也》），以坦诚回应质疑；“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承认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以自省道出对乐的沉迷；“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八佾》），既批评冉有，也反思自己 “未能教好弟子”。这种 “改过” 的自觉，使孔子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不善不能改” 的悲剧，在历史中反复上演。商纣王 “知过而不改”，大臣比干 “强谏纣”，纣曰 “吾闻圣人心有七窍”，遂 “剖比干，观其心”（《史记?殷本纪》），最终 “武王伐纣，纣兵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隋炀帝 “自负才学”，臣下 “有谏者辄杀之”，如 “薛道衡因‘空梁落燕泥’诗句遭忌被杀”，明知 “大兴土木、三征高丽” 是错却 “执迷不悟”，最终 “江都兵变” 被杀，印证了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的古训。

“改过” 的典范，首推唐太宗李世民。他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徵传》），重用魏徵等谏臣，“魏徵前后陈谏二百余事，皆切中时弊”，即便 “龙颜大怒”，仍 “纳谏改过”。如贞观四年，太宗欲修洛阳宫，张玄素谏 “陛下初平东都，曾观广殿，皆撤毁之，此天下所共知也。今复修之，是隋役又兴”，太宗 “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遂停作，赐玄素彩二百匹”（《贞观政要?纳谏》），这种 “从谏如流” 的改过，成就了 “贞观之治”。

宋代的司马光，晚年 “着《资治通鉴》，因‘失察’而误记史实，闻过即改”。《资治通鉴》初刊后，学者刘恕发现 “关于唐代牛李党争” 的记载有误，司马光 “闻之，欣然曰：‘微君，吾几误矣！’”，立即 “重加考订，修正其误”（《宋史?刘恕传》）。他在《训俭示康》中反思自己 “少时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不敢服垢弊以矫俗干名”，却曾 “得家书，言‘京师物价高，居大不易’，遂稍增用度”，便 “深自悔责，其后终身俭素”，这种 “改过” 的坦诚，使《资治通鉴》成为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的史学名着。

明代的徐光启，“向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学习天文历法，知旧历之误而改之”。他发现 “大统历（明代官方历法）多有误差”，便 “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引入西方科学方法”，主持编撰《崇祯历书》，“考正历法，修正误差”（《明史?徐光启传》）。面对 “祖宗之法不可变” 的质疑，徐光启 “据理力争，谓‘苟利于国，何论古今’”，这种 “学术上的改过”，推动了中国古代历法的进步，为中西文化交流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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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 “改过”，从个人到社会都有体现：个人通过 “自我批评” 提升（如企业员工的 “复盘会” 反思工作失误）；企业通过 “产品迭代” 修正缺陷（如苹果公司每年更新 iPhone 系统修复漏洞）；社会通过 “制度完善” 纠正偏差（如中国 “收容制度” 的废除与 “救助管理办法” 的实施）。这些实践证明，“改过” 是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的动力，正如陶行知所言 “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而改过是行动的修正器。

五、四忧相连：孔子忧虑的深层逻辑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四者并非孤立，而是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修德是根基，无德则学、义、改皆失方向；讲学是途径，不学则德无进、义不明、改无据；徙义是实践，不义则德为空、学无用、改无标；改过是保障，不改则德难进、学难深、义难行。孔子的忧虑，正在于这四者的断裂 —— 缺一则链条断，缺四则修行废。

四者的核心是 “仁”。修德是 “仁心的培育”（如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讲学是 “仁道的传播”（如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徙义是 “仁行的实践”（如 “己欲立而立人”）；改过是 “仁境的提升”（如 “过则勿惮改”）。《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这种 “爱人” 之心，使四者形成良性循环：因爱人而修德，因爱人而讲学（分享知识），因爱人而徙义（帮助他人），因爱人而改过（不伤害他人）。